杨伟光：1935年11月生，广东梅县人。现为中央电视台台长、高级编辑、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。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同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，历任编辑、记者、副主任、副台长；1985年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，1991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。主要著作有：《电视改革论集》、《中国电视论纲》等。
李：作为您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“九五”规划重点项目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”课题的最终成果，40万字的理论专著《中国电视论纲》已经出版。值中国电视事业诞生40周年暨中央电视台创建40周年之际，请您谈谈对电视理论及电视改革的见解。
杨：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电视传播实践取得了长足发展，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电视理论已经完善和成熟。恰恰相反，电视理论远远滞后于电视实践的发展，轻视电视理论的短视和浅见在一定程度上还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。恩格斯说过：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，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。电视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思维。我一直在期待中国电视精品迭出的同时，能有一部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电视理论之作，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气派的电视事业不断上新台阶。时代给了当代电视工作者这样一个历史机遇，这就是：他们不仅可以在电视传播实践中显示出创造力和智慧，而且能够为当代电视理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李：电视事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。统计数字表明，我国目前的电视台和电视机总量已居世界第一，到1997年底，我国的电视人口覆盖率已达87．4％，有线电视入户数达7000多万个。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大国。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电视事业已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？
杨：从量化指标上看，中国是可以称为电视大国的。然而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，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、最基本的国情。在这个阶段，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、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、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等特点，人口多、底子薄、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。从这一基本国情来看，我国的电视事业的现代化水平，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。因此，尽管我国的电视台、电视机、电视观众、电视从业人员等的数量位居世界前列，但这并不表明我国的电视事业就已经现代化了。现代化大众传媒技术与电视事业的现代化是两个有本质区别的概念。现在，人们都在谈论数字化生存、网络化生存以及与国际接轨。但是，电视的现代化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概念，衡量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标准必须有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尺度。以电视的评论性节目为例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著名栏目《新闻60分钟》，就一些社会热点问题、大众关心的问题，进行比较深入的专访，这样的节目比电视剧的收视率还高。我们创办《新闻调查》也正是中央电视台与国际接轨、逐步成为国际大台的尝试。这种电视深度报道充满了对国计民生的新闻关注和人文关怀，确立着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，那些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”的真实画面，构成了电视传播扣人心弦、动人心魄、引人思考的真正魅力。所以，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在于：电视传播必须将人民高兴不高兴、赞成不赞成、答应不答应、拥护不拥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中国电视只有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，赢得中国广大观众的喜爱，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，才能阔步走向世界。
李：在改革开放之初，与其他大众传媒相比，电视的权威性、思想性、时效性、艺术性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。而现在，电视的影响力、辐射力、穿透力已大大增加。电视已被人们称为“第一传媒”，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迅速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？
杨：早在改革开放之初，邓小平同志就提出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，走自己的路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。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论断，“坚持自己走路”成为中国电视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。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事业的发展道路，必须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。新时期中国电视事业每上一个新台阶，都是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结果。二十年前，对于重大新闻的处理，电视只要播好《人民日报》和新华社的稿子就可以了，有人甚至担心电视台自采重大新闻会在政治上出问题。纵观新时期中国电视的发展历程，“左”的思想和某些陈腐思想观念做祟，远远大于电视技术落后对电视事业发展的困扰。因此，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首要条件不是技术和设备，而是需要解放思想、需要政治勇气、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电视工作者都应当牢记：真理无穷尽，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无止境，失去了开拓的勇气和科学的精神，我们的事业就会停滞不前。而判断电视改革中的成败得失的标准，就是邓小平同志著名的“三个有利于”的具体化：即是否有利于电视事业的发展壮大，是否有利于满足观众对电视文化的需求，是否有利于调动电视从业人员的积极性。
李：近年来，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上坚持贴近群众，贴近生活，贴近实际的方针，不断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和深度，并以新闻现场直播为标志，站在国内、外重大新闻的报道现场，所有这些努力都体现出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观念。这其中的动因何在呢？
杨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改革是整个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缩影。90年代以来，这一改革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以1993年5月1日《东方时空》的开办为标志，我们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，开始尝试抓一些领导重视、群众关心、普遍存在的问题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。第二个阶段是自1994年4月1日创办了《焦点访谈》，让评论性节目进入晚间黄金时间，把一些热点、难点、敏感问题加以披露和评说，大大扩大了电视宣传的影响。第三个阶段，即两年以后，我们又创办了一个容量更大、更有深度的大型新闻评论性栏目《新闻调查》，对当前的新闻热点和广大观众所关注的重大事件、社会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分析，为广大电视观众提供了更为客观、系统、权威的信息。从《东方时空》到《焦点访谈》再到《新闻调查》，电视新闻改革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三大步，对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。电视新闻传播中的这些成功范例，不仅具有实践意义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。中国电视要真正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就必须全面、准确、迅速、生动地宣传党的政策，表现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，反映他们的意见、要求和愿望，始终同人民群众心心相连，始终扎根于当代实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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